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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憨儿”出名之后…… 短短数月在全国4城成功复制,帮助更多智障人士实现自食其力
[标签] 心智障碍患者 智障人 深圳 喜憨儿洗车中心 可复制推广 曹军 支持性就业 养老 康复
2016-11-01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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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憨儿”出名之后……
短短数月在全国4城成功复制,帮助更多智障人士实现自食其力


   台风过后,天空黑厚的云层散开,阳光洒落,街上车辆穿行。在福田区梅林的一家洗车中心,穿着蓝色T恤工作服的洗车工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扭着屁股擦车,打泡沫,拿起水枪一冲,泡沫四溅,在阳光下闪着缤纷的光彩。



   与其他洗车店不同,这里的洗车工全部都是心智障碍患者,包括自闭症、唐氏综合症、智力障碍、脑瘫等。他们被亲切地称作“喜憨儿”。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口普查显示,心智障碍者是所有残疾人中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之一,实际就业率还不到5%,多数智力残疾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家庭承担,成年后如何融入社会一直是令人忧虑的问题。


   相比同情与关爱,喜憨儿们更渴望平等的接纳和尊重。这正是曹军创办洗车店的初衷,让心智障碍人群由社会资源的消耗者,转变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


   去年,南方日报记者曾经走进“喜憨儿”洗车中心了解喜憨儿们的工作情况。一年之后,这里已经建立了一套可复制推广的经营管理模式,无偿提供给各地政府和残联。在这套模式下,“喜憨儿”洗车中心短短几个月内在全国4个城市次第开花,现已解决了54名心智障碍人士的长期就业问题。


“不用绑架别人的爱心和道德”


   “您好,要洗车吗?35块钱。”李纪政是洗车中心能力最强的员工之一,若不是他眼距略宽,口齿有些含糊,人们不会发现他是一名唐氏综合症患者。见客人来了,李纪政礼貌地上前打招呼,接过车钥匙放在指定的木盒子里,和伙伴们完成了洗车、吸尘等程序,还会再次查看每个细节是否清洁到位,才把车和钥匙交还给客人。


   例行晨会开始了,喜憨儿一字排开,李纪政站在前排发言:“李嘉师今天来得很早,很积极!”“大威今天吸尘的时候脚下有角落吸得不够干净。”“周灰表现很好,完成了任务还擦了脚垫。”……


   “整个洗车流程要在半小时之内完成,和其他洗车店一样,并且干净程度不能打折,这样才能具备同业竞争的水平。”在曹军看来,常人能做到的,喜憨儿也能做到,“我们不用绑架别人的爱心和道德”。



   为了让喜憨儿有工作意识和状态,曹军要求喜憨儿来上班一定要保持个人卫生,要理发、剪指甲、洗衣服,并且不能迟到。“如果犯了错误,我们也会扣奖金,在发工资的时候告诉他为什么要扣,哪里做错了。”洗车师傅牛志荣教喜憨儿洗车已经一年了,他将洗车分成了10多个环节,根据个人情况安排岗位。牛志荣说:“开始总会忘,需要反复教,教给他们固定的流程才会记得住。”


   种新来是一名脑瘫患者,在中心除了洗车,还做过收银。种新来学会的找钱方式也是独特的——顾客递上一张绿色的50元,他缓缓地找到一张蓝色的10元和一张紫色的5元递给对方。有的客人坚持多给的钱不用找,这让一脸困惑的种新来直挠头。在他的认知中,找钱的秩序被破坏了。


   “大家想帮助他们只需要过来洗车就可以了,他们需要的是用劳动换取报酬。”曹军说。


   每月月初,曹军亲自捧着装工资的信封,一个个交到喜憨儿手上,每月工资2030元,还包括五险一金。虽然他们对拿到手上的数额没有概念,但获得报酬的满足并不比常人少。每个月的1日,一个个小脑袋就会探进办公室,问:“老板,咱们什么时候发工资?”


“不为五斗米折腰,只做喜欢的事”


   心智障碍群体中,轻度残疾者占比不到5%,而中度和重度残疾者占95%以上。曹军认为,如果仅仅挑选轻度残障者就业,那么中度和重度者将永无真正就业的可能。以喜憨儿洗车为例,每个小组均分配有轻度、中度、重度障碍者,由轻度带动中度、中度带动重度的工作方式,非常适合心智障碍群体解决就业难题。


   陈星佑,一名重度智力障碍患者,是目前团队中障碍程度最重的。身材胖乎乎、笑眼咪咪的陈星佑总围绕在曹军身边:“报告,我要上厕所。”“报告,我要喝水。”曹军的目光里总是温情脉脉:“有没有洗手?”“别把衣服弄湿了,小心着凉。”工作以后,陈星佑的生活自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就在一年前,他还时常大小便在裤子上。


   刚来洗车中心时,陈星佑只能擦一个轮胎,大家都擦完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左顾右盼“磨洋工”。曹军以为他真的不能干活儿,到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是在偷懒。经过半年的训练,陈星佑不仅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擦洗四个轮胎,还能和伙伴们一起给车身打泡沫。


   “喜欢洗车吗?”曹军问。陈星佑憨笑着回答:“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了。”让喜憨儿坚持下来,要让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曹军表示,他们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争利不抱怨。


   正午,太阳当头,李嘉师细心地照顾着大家:“喝点水吧。”“老板,快来吃饭吧,饭菜都凉了。”要知道,李嘉师是起初最让师傅们头疼的孩子。一次,因为工作中出了一点小差错被师傅批评,李嘉师便闹情绪不来上班了,曹军允许他停工两周调整情绪。特教老师要求他们上班时间不能闹情绪,如果需要冷静可以去旁边坐一坐,情绪调整好了再回来干活。


   其实,李嘉师比任何人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在采访间隙,李嘉师主动来到笔者身边,略微吃力地表达着。他说,之前在某酒店打工,他在端盘子的时候把汤洒到了客人身上,“我不是故意的,但他们还是把我开除了”。他说着,一脸倔强。


   采访中,李嘉师再三询问:“报纸报道我们,我原来工作地方的人也能看到吗?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吗?”


“买车买房,送给未来的女朋友”


   午休时间,在“喜憨儿之家”,音乐响起,伴随着一曲《小苹果》,李纪政略显笨拙地扭动着身体,迈步、站定、扭胯、叉腰,每一步都踩在节拍上。在大家的掌声中,李纪政得意地扬起下巴。


   “喜憨儿之家”是洗车房旁边的一间板房,墙上挂着飞镖和篮球架,旁边有自行车及跑步机,书架上放满了少儿图书。在墙上,贴着一张“课表”,课程包括阅读、理解、认知、书写、益智辅导、运动等。


   特教老师李小美根据每个喜憨儿的学习能力布置作业。李纪政的作业是写日记,稚嫩的笔迹记了满满一本:“2016年4月24日,天气晴,星期日,曹老板带我们去看电影、逛公园,我买了好多吃的,有雪碧和饼干分给大家吃,用我自己的工资买的……”李纪政说:“等我赚了钱,要买车买房,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未来的女朋友。”


   在曹军看来,心智障碍患者的婚恋关乎他们融入社会,但在他身边,还没有心智障碍者建立美满家庭的先例。他表示:“结婚不是找个人来代替父母照顾孩子,那是社会福利应该承担的事。结婚是孩子自己的事,前提是两个人在一起幸福。”


   另一名小伙子黄熠去年相亲了。黄熠话不多,一双乌亮的大眼睛。对方是河源老家隔壁村的姑娘,人长得秀气,黄熠不时抬头羞涩地看一眼,又把头埋来。“对方家境不富裕,我们不介意,但是听说姑娘曾经腰部摔伤住院一年,就不得不选择放弃了。”黄熠的妈妈说,只要对方身体健康、人品好,能陪黄熠走完人生就好。

关于结婚,黄熠听从父母安排。从小喜欢计算机的黄熠目前在深圳第二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借读,已经学会了简单的电脑编程和组装维护。妈妈摸着儿子的头说:“考虑结婚,还需要等他成熟些,有担当些。”


“当作社会实验,暂不考虑回报”


   其实,曹军本人就是一名心智障碍者的父亲。他唯一的儿子曹洲溥在出生7个月时,被诊断为“轻度智障”。曾经,曹军最害怕凌晨三四点醒来。漆黑的夜,睁着眼睛,满脑子都在想:“等有一天我不在了,孩子怎么办?”


   2014年初,曹军想到了一个可以解决心智障碍者群体终老的方式,建立一个喜憨儿“梦想庄园”。“当七八十岁的老人离开,留下五六十岁的智障孩子,在这个庄园里得到养护,就可以让父母安心地走。”但曹军意识到,养老庄园长期消耗资源,如果不能有企业或自创项目源源不断提供给养,随时可能断粮。对于更多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孩子则无法在“梦想庄园”得到养老机会。


   那么谁来为机构造血?答案就是:社会企业。曹军开始寻找可复制的商业模式。2015年春节后,曹军在台湾的考察中获得惊喜。在那里,为心智障碍者提供集中就业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餐厅、烘焙屋、打击乐团、植栽工作队、童军团、物资回收、洗衣房、农场等多个项目。此外,当他们退休后,提供养老设施的“天鹅堡”已经投入使用,可提供100多张床位,里面有宿舍、客厅、卫浴室、洗衣间、康复室等。


   一个商业项目的成功与否,关键在顾客的评判。心智障碍者的作品例如串珠子、做手工、画画等常常拿来义卖,但曹军并不认为让孩子做这些,市场能够长期接受,“广大消费者并不是真的喜欢和需要这些东西,只是偶尔出于献爱心买一个”。


   在台湾,心智障碍人士做餐饮服务、做糕点是常见的模式,但是其在大陆复制的可行性也被曹军否定了。他认为,当今社会对心智障碍人士了解和接纳程度有限,在很多情形下,人们心目中不免还会存在心智障者令人不适的感官印象。“当我们抛掉爱心和道德的因素,前来就餐的顾客怎么可能做到全无障碍地接受呢?”


   “食品卫生安全要求非常高,本来就是很大的社会问题还没解决,这样高要求下喜憨儿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在曹军看来,如果不能精准识别,把他们安置在不适合的行业和职位上,本来想证明他们的价值,结果却可能错误地传递了负能量。


   最终,曹军想到,洗车这样的工作,投资不大,技术含量不高,可操作性又强。于是,他和9名家长众筹100万元,在市民政局注册了民非企性质的社会企业“喜憨儿洗车中心”,“暂时不考虑回报,当作一次社会实验”。


   回忆起创业一年来的艰难,曹军万分感慨。今年四五月份连下大雨,持续25天没人洗车,没有分文进账,但是一切开销还是要照常支出。经营一家雇佣心智障碍员工的公司成本比其他公司要高得多,“普通洗车场不用雇佣这么多人,一两个人就可以擦完一部车,我们需要5个孩子洗一部车,还要配备三个师傅,三个特教老师”。



   要让洗车中心运营下去,曹军能做的就是努力改善服务质量,早日接近盈亏平衡点。实践证明,单纯的洗车服务盈利能力有限,如今洗车中心还在销售一些汽车配件,增加了抛光打蜡、维修保养等服务。曹军说:“李嘉师、李纪政这些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不仅在学习抛光打蜡,而且还在学习修补和更换轮胎呢。”


延伸 洗车培训的独门秘笈


   在洗车中心电子显示屏上,跳动着“洗车数量14658”的字样,这是自去年洗车中心开业以来累计的洗车数量。牛师傅高兴地说,已经有上百个顾客办了年卡。


   顾客程先生早就在交通广播上听到过“喜憨儿”的名字。这家洗车店在大众点评网上评分很高,有4颗星,他因此特地过来洗车。


   如今,喜憨儿洗车中心前期的工作已经完成。然而曹军考虑的远不止如此,在中国心智障碍者有1200万人,实际就业率不足5%。“如果一家喜憨儿洗车中心能解决10多个心智障碍者就业,那么10家、100家、1000家,就能解决成千上万心智障碍者批量就业的问题”。


   复制和推广需要模块化的管理。在曹军的办公室,墙上写着“职业能力测评及培训中心”几个字,这里有一块很大的白板,划分为小方格。白板的大小等同于一般车型平面结构。每位前来报名的喜憨儿要先进行能力测评。


   在测评时,老师会在白板上拍满粉笔灰用来模拟车身灰尘,要求学员擦拭干净。等到学员认为自己完成了指令,老师就可以直观地根据每个不同分值的宫格完成情况以及操作连贯性进行评分。曹军表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了解他的大运动和判断力到什么程度,根据程度再进行培训和编组。”


   在记分册上,老师记录下每个报名学员擦洗各个方格的情况和总得分,然后把学员分成5人小组。大家采用“分工协作、团队作业”的方式完成一次洗车的整套工作,扬长避短,量力而行,提高效率,“有的孩子由于肢体原因蹲不下去,我们还可以安排他做冲水或者擦车身上面的工作,由其他学员完成他做不了的部分”。


   分组后进行入职培训。起初,喜憨儿“东擦一下西擦一下”,于是洗车师傅教他们从一侧倒车镜开始,将任务分解成每块玻璃窗、门板、翼子板、机头盖、尾箱盖等,擦一圈回到原点,每个细节都不会遗漏。目前,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已经雇佣了16名心智障碍者,他们都获得了培训结业证书。


   此外,该项目已经成功引入银川、杭州、青海等城市,解决了54名心智障碍人士的就业难题。最近,曹军正在和北京、成都、海南、无锡、武汉等城市的政府和残联商谈。他乐观地表示,三年内预计可以开到50家左右。


手记 政府可为“喜憨儿”做生涯规划


   心智障碍者健康良性的发展,关乎社会走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只有充分就业,心智障碍人士才可能实现自身稳定,构建和谐家庭。


   然而,我国对于心智障碍人群的帮扶偏向于早期的治疗和教育,成年之后的就业以及养老等问题依旧是社会帮扶的薄弱环节和难点。18岁之后,他们的前景是渺茫的。同时,心智障碍者的就业率比其他残障者低得多,许多企业宁可支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聘用他们。


   心智障碍者就业为什么这么难?笔者观察到,除了他们自身职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偏低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来源于社会的接纳程度不足和家庭的过度保护。社会企业认为心智障碍者培训难度大,用人成本高,同时工作环境对他们缺乏了解,难免存在歧视和偏见,故不愿意接纳他们就业。于是,喜憨儿的家属担心他们受到同事的欺负和歧视,不希望他们过多地和社会接触,普遍希望他们到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就业。由此,心智障碍人士融入社会变得更为艰难。


   目前,港澳台心智障碍者的就业分为一般性就业、支持性就业、庇护性就业、小型作业等。喜憨儿洗车中心的方式属于“支持性就业”范畴。其实,早在2013年,深圳职康就引入了这种方式,但始终无法推广。“其中很大的障碍在于特教辅导员的短缺,并没有太多人愿意从事这个工作。”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理事长刘珊珊惋惜地说,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随时会遇见难以应付的突发情况,辅导员却缺乏专业培训和收入保障,这让就业帮扶工作裹足不前。


   心智障碍者的帮扶不是一劳永逸,应该成为贯穿他们一生的“链条”,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由特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可以针对心智障碍成年人建立一套评估系统,对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评定和分类,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个性化的生涯规划。


   刘珊珊表示,在台湾,每个辖区有一个通报中心,会对特殊人群进行一对一的评估和个案建立,家长拿着通报中心的小册子就会知道我们孩子“从摇篮到坟墓”该怎么做,而这样的残疾人帮扶才称得上是完善的。




文字:穆玉洁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


本站责任编辑: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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