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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慢飞天使”面食铺的智障员工指引顾客去收银台交款 刘湘伟摄

来源：财新网 实习记者 相惠莲 邵希

院落一角，没有散发清香、阳光并不充沛的小屋中，一簇簇颜色、质感颇为柔和的玫瑰花摆满了正中央的桌子，维持着一年四季的盛放姿态。

这些用树脂粘土捏成的花束又被称为“永不凋谢的玫瑰花”，是生活在北京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后文简称“利智中心”)的几十名心智障碍者们完成的作品。“如果脏了，在水里涮一下就好了。”利智中心副主任冯璐告诉财新记者，不时有人向利智中心订购花束，销路还不错。

心智障碍主要指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自闭症、脑性麻痹等影响一个人的智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双重缺陷。对于这些智力和适应能力低于常人的心智障碍者而言，集体制作花束类似于一种初级的就业：所有人围坐一桌，每个人只做一小步工序，如在花杆上裹上一层纸，再传给下一个人，就此形成一条小型人工流水线。

最初指导师生的技师已经离开，但两个手指灵活的学生考上了中级花艺师。

这正是冯璐和7个同事乐于见到的画面，心智障碍者离开庇护重重却封闭的家庭，进入原本将他们排斥在外的职场。自2000年利智中心输出第一名学生起，81人相继踏上保洁、餐饮、保安等岗位。

相比全国568万智力障碍者，这个数字可被视作沧海一粟。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曾表示，从民间机构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心智障碍者的就业率不足一成。

今年7月，利智中心中止了先前运转的其他项目，作为北京在此方面开先河的机构继续专心攻克难题：针对15岁以上心智障碍者的支持性就业，以多种途径帮助并不年轻的学生们回到外面的“篮子”里。

职场试验田

中秋前夕，红砖房的一间面点屋内，时常能见到学生们来回忙活的身影。冯璐请来了五星级酒店的厨师，向他们传授制作奶黄月饼的方法。利智中心最初买不起月饼发给学生，因此派出2名辅导员去学做面点，一晃眼自制月饼已成常态。

除此之外，酥皮的棋子烧饼也在惯常的菜单上，甜的、咸的，种类不多。虽是现学现卖的作品，冯璐却要求学生们一定要保证质量。

点心、树脂花并非兴趣之作，也非正式雇佣的产物，而是利智中心培训学生工作技能的途径之一。冯璐告诉财新记者，心智障碍者的父母也在逐渐衰老，他们需要工作，以扛起家庭的责任。“真要是扛不起来，可以学会尽力照料家里，帮父母搭把手，不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在就业辅导员杨超看来，轻度的学生仅仅存在一些学习障碍，七八成都愿意出去工作，而智力水平徘徊在小学二三年级左右的中度障碍者往往没有明确的意识，一会儿说想工作，一会儿又自说自话，做别的去了。

杨超们顺势给出了激励方案，一边带着学生去超市、餐厅断断续续地打工，让学生承担洗菜、买菜、搞卫生等工作，一边做着记录。次数累积，夜游北京城的活动如期而至，学生们拿着奖励金买来锅巴和可乐。“要让他们知道，有了工作才会有钱，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凭借着学生们逐渐掌握的技能，利智中心摸索着开辟就业岗位。2009年9月28日，世界公园对面的花店正式营业了。就业辅导员邹俊娟回忆，2006年11月，制作花束的材料开始被被运进利智中心，花艺造型是最初商量好的一块，水晶花制作亦然。不过，他们发现，后者的化学材质使其不易保存，时间一长就破了，树脂花随后取而代之。

2009年春节一过，就业辅导员们揣着中智协支持的启动资金，开始寻找场地，带着学生们一块儿进货、张罗生意。然而，一个月几千元的店铺租金前，5万元的启动资金不显宽裕，加之花店的生意只有在过节时才会好起来，一年后悄然谢幕。

利智中心的师生先后搭起花店、早点铺、小型农场，由于不善经营管理，即便花样一再翻新，实体项目最终只剩下了2011年在万丰小吃城开张的万丰砂锅居档口。

档口的头两年同样以赔钱“养店”起步，为了“以店带店”一度扩张到四个，却未收获想象中的效益。再度收缩后，砂锅居开始实现收支平衡。炎热的夏季，外请的师傅带着三名学生忙忙碌碌，冒着腾腾热气的饭菜为他们带来2万多元的月利润。

障碍在人际沟通

更多机会在红墙黛瓦之外。在就业辅导员的设想中，让智力障碍者走出备受呵护的家庭只是第一步，从事花艺等活动、接受辅导也只是过渡期，更紧要的是让他们回归工作环境、与社会人接触。

冯璐所接触的心智障碍者，不少有着和普通人无二致的情绪和反应，工作以后邀请就业辅导员去“谢师宴”，但最大的问题仍横在眼前：没有朋友。

轻度患者们在智力能力上明显优于另外两类，也是利智中心向外输送的主要群体，但介于普通人和障碍者之间的身份，使得他们更为敏感、脆弱。“会想很多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发生精神问题。”

对冯璐而言，2006年起在超市工作的一个男孩让她记忆犹新。他的生活一度让其他心智障碍者羡慕，每天负责理货、收集孤儿商品、收集手推车，有个同为轻度心智障碍者的妻子，在社区中心就业。

这份离家颇近的工作是母亲找来的。在平静美好的表象下，他所接受的是母亲一贯的强势作风，作为孩子，言听必从似是为必然。他不泄露心事，但爆发随之而来，他在家中无端地砸东西，此时母亲又为他办理了离婚。

躺在在安定医院的床上，男孩对护士说，我没事，别绑我。几度进出医院，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有一点事情就放在心里，谁谁谁又说他了。心智障碍者成年后多少可能会有些精神问题，正常人不舒服了能讲出来，但他们在表达上存在障碍，日积月累就会产生问题。”

冯璐介绍，利智最初采取的方式是，学生就业之后就不再给予帮助，对稳定就业的学生只是定期回访，和家人、主管聊聊。

他们迅速发现，这显然不够。除了在利智中心向学生们教授基本的工作规范、职场规则、人际关系的处理方法，就业辅导员跟着学生一起就业。“一开始老师像工作，学生像打杂的。”频率随着时间降低，两天一次，再到三天一次，花半年时间最终退出。

目前的环境中，用人单位提供给心智障碍者的大多是一项完整工作中的某个子任务，不需要复杂的技能，学生更需要指导的是怎样在公共场所交上朋友。杨超接触过的学生中，有见面羞于开口、在短信中却聊起喜欢的女孩的，亦有听到他人建议后首先反应是嘟囔、发脾气的，善意的建议在他们听来也容易被理解为变相批评。

对着表情不如常人那么灵动的学生，杨超教他们在节假日送同事一些小礼物，平时嘴巴放得甜一点，多夸别人“真好看，真精神”。

杨超的学生小晴在一家火锅店包饺子，都能做，不过就是比身边的阿姨们慢了些。聊天中，她结识了比自己大上十多岁的张姐，后者来北京打工，有个上初中、身板和小晴相近的女儿。小晴还记得就业辅导员教给自己的“为善”，回家后，她和母亲对着自己那些七八成新但不常穿的衣服精挑细选，成了给张姐送东西、关心她的第一个人。

抓不住的机会

正由于给人难以管理和沟通的印象，心智障碍者的就业面依然狭窄，企业对这一群体的接纳程度通常排在听力、视力障碍者之后。

即便如此，每年九、十月，冯璐仍能接到一些企业打来的电话，询问是否有学生有就业需求。一阵欣喜后，她得到的是令人沮丧的回音：拿残疾证来就业。

冯璐接起电话，一个个拒绝、挂断。这种使用残疾证而不需要本人前去上班的模式无异于“假就业”。冯璐介绍，国家目前实行的是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政策，但对企业而言，聘用一纸残疾证上岗，即可在上报残疾证号时顺利过关，免于缴纳残保金。作为交换，他们向心理障碍者们支付1560元左右的最低工资，并缴纳1000多元的各类保险，一年在每张证身上的支出为3万多元，低于应交的残保金价格。

“名义上算就业，也算是同工同酬，但实际上没有给予就业的机会。”冯璐称，更多企业则宁愿选择交纳残保金。

事实的另一面则是，稳定工作了七年以上的学生不在少数。利智中心服务过的学生总共超过800人，就业率在10%左右。冯璐称，这一比例在国际上也算是高的。
 

大多数时候，她打交道的是民营企业，就算只是做些保洁、餐饮的小事，要让国企接纳也是件难事。“除非是家里有关系的。”而对于小型企业，部分称要等工作半年后才会考虑签合同，而非大多数企业在三个月试用期满后签约的做法，利智中心的师生们只能作罢。

花店、早点铺还在经营时，就业辅导员们曾试图拉拢资金以维系长期生存，但苦于找不到对口的企业或基金会。在邹俊娟看来，支持性就业做实体的比较难，对方会觉得目的是为了创收而不愿出钱。

企业是否接纳是一道坎，看似能遮风挡雨的家庭此时则成了另一重障碍。冯璐为重度心智障碍者去办理政府补贴时发现，不到40个学生，只有14个人能够办下，其余人原先已由其残疾证“代为上岗”。询问之下，父母不愿意孩子出去闯荡，怕其受欺负。
 

2010年，三名学生在一家大商场成功应聘，试用期将满，父母和亲友却跳出来阻止签约。“家长觉得政府补助是金饭碗，到老到死政府都会管，但出去工作后，这些东西都会没有，还面临着安全和失业的风险。”
 

不就业、不做职业训练的学生只能选择待在家中，或是前往各街道设置的职业康复站。“在那里，智力障碍者们一周待上三个半天，就可领取每月几百元不等的补贴。倘若不进行一些有利于技能、能力、情绪的训练，我们害怕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弱。”过度庇护引发的担忧迟迟未散。